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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下企业所得税改革的思考

点击次数:59  更新时间:2020-10-13 00:00 

    内容提要: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时代孕育新思想,新思想引领新时代。新思想蕴含的人民观、风险观、整体观三大哲学思维,是新时代推动各项改革的重要方法论。企业所得税改革应立足新时代实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增强政策的确定性,积极改善和保障民生;坚持新发展理念,消除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带来的风险;从税种、部门、国内外等多个层次强化政策协调与整体配合,推动企业所得税改革整体推进。
    关键词:新时代 企业所得税 改革 哲学思维
    一、新时代新思想蕴含的三大哲学思维
    时代是思想之母。新时代孕育新思想,新思想引领新时代,二者关系密不可分。新思想蕴含的人民观、风险观、整体观三大哲学思维,是新时代推动各项改革的重要方法论。
    (一) 人民观
    人民观是治国理政中对待人民的立场、观点及看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条基本方略中有三条提到“人民”,包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以人民为中心,要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各项改革中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人民当家作主,要求认真听取人民心声,包括在改革进程及各项政策执行过程中,通过多种形式和渠道,了解人民诉求和意见建议;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则要求通过改革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利用各种政策手段提升民生保障水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可见,人民观的要义在于,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的制度设计,使得人民具有公平感、获得感、认同感。人民观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与治国理政中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有机结合,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二) 风险观
    风险观是新时代“四个伟大”(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进程中强烈忧患意识的理论概括。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看作是一部风险的演进史。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物质的,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矛盾普遍存在;物质是运动的,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运动是物质世界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根本规律,由此推动事物的发展和经济社会的进步。风险观下,不仅要看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面是积极的、稳定的、进步的,同时也应高度关注其中的重大风险问题。从外部风险看,世界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不确定性上升,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愈演愈烈,特别是美国发起的贸易战可能对我国就业、投资、外贸等造成巨大冲击。从内部风险看,我国并未完全走出经济新常态,经济发展在速度、结构、动力等方面面临不确定性;三个“陷阱定律”对应的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风险依然存在。因此,当前进行的各项改革应将风险防范作为应对新时代主要矛盾的重要举措,着力破解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带来的风险。我国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从本质上看就是风险应对的一种总体策略,而“三大攻坚战”属于风险应对的具体措施。
    (三) 整体观
    整体观是指从全局出发考虑问题的一种方法。
    新时代,整体观坚持综合、全面地分析和解决问题,已运用于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例如,国家治理概念本身就是一种整体观。国家治理不仅要发挥市场作用,还要发挥政府作用,同时发挥社会自治的积极作用,治理各方共同构成国家治理的主体。再如,党的十九大报告通篇都在运用整体观谋篇布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都鲜明地映射出整体观。此外,新时代主要矛盾聚焦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实际上运用的也是整体性的分析框架。因此,从治理角度而言,要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充分释放改革红利,无论是从治理主体的广泛性,还是治理范畴的广度、治理参与的深度,都需要运用整体观。
    二、新时代企业所得税改革的哲学思考
    (一)从人民观认识企业所得税改革
    一是从组织收入角度看,企业所得税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其组织收入的总金额、收入占比及增幅是考察该税种的三个核心指标。2017 年,企业所得税组织收入3.21 万亿元,较2016 年增幅为11.3%;收入总额占全部税收收入(14.44 万亿元)的22%,在全部18 个税种中排名稳居第二,充分发挥了为国聚财、为民收税的组织收入职能,为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财力基础。在当前简政放权、减税降负的大背景下,既能维持正常的收入体量及增幅,又能将各项优惠政策、措施落实到位,是企业所得税改革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
    二是从纳税人获得感角度看,由于企业所得税的计税确认涉及企业收入的确认计量以及各项成本费用的计算扣除,因此政策的确定性是纳税人和基层税务机关都十分关注的问题。尤其是在建设服务型政府、深化“放管服”改革的当下,企业所得税陆续推出的一系列为纳税人减负的前端措施,包括税前扣除相关凭证,资产损失和优惠办理相关资料均留存备查, 等等,给纳税人带来了极大的获得感,但如此一来却对后续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后续管理怎么管、管到什么程度,成为目前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当下,应当着力把此类事项说清楚,利用信用管理原理,实现流程清晰、风险可控。
    三是从纳税人呼声的回应角度看,自2008年《企业所得税法》实施以来,企业所得税政策特别是优惠政策已基本形成政策体系,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于各方都十分关注的创新类优惠政策,如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频繁修订,有些优惠政策由于政策的覆盖面为某一特定行业和特定群体,导致此类政策受关注度不够,再加之政策存在边界不清晰且相关解释缺位等问题,导致纳税人关于某些政策修订的呼声未得到及时回应。例如,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农产品初加工目录,制定后十年未调整,其滞后造成了许多新型农业、现代农业项目未能得到优惠政策支持;还有的优惠政策规定的技术标准若干年未更新,使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诸如此类的问题还存在于西部大开发等部分优惠政策当中。由此说明,对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评估,已经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
    四是从民生保障看,企业所得税在支持医疗、养老、教育、住房、就业等民生领域方面,相关的优惠政策基本还是空白。由于上述领域的产品(服务)会直接决定和影响人民群众特别是贫困群体的生活质量,因此,企业所得税对这些领域的企业设定税收优惠,会相应降低人民群众特别是贫困群体取得相应产品(服务)的成本和代价,有利于民生改善。
    (二)从风险观认识企业所得税改革
    新发展理念是经济社会健康平稳发展的“指挥棒”和“红绿灯”;在各项改革中,要坚持底线思维,在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中及时化解矛盾风险。因此,风险观下的企业所得税改革必然围绕践行新发展理念展开,其内涵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创新引领,着力解决创新能力低下问题。当前,我国科技实力已进入跟跑、并跑、领跑“三跑”并存阶段,但基础研究仍是最大的短板,核心科技受制于人的“痛点”一直存在。美国制裁中兴事件就反映出某些领域的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因此,企业所得税改革应当瞄准这些领域精准发力,通过企业所得税改革激励科技创新,由此激发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转化为“双创”活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进步。
    二是协调平衡,着力破除经济发展失衡问题。全球化、信息化、大数据、金融衍生工具复杂化向深入发展,传统的经济、社会结构日趋复杂多元,城乡、区域、行业、阶层之间的发展不协调问题较为突出,经济脱实入虚的风险一直存在,企业所得税改革应注重发挥调节功能,推动城乡、区域、行业间协调发展。
    三是生态绿色,着力推动经济绿色永续发展。粗放式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已经对当前构成重大风险和挑战,企业所得税改革应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发展观,在绿色引导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构建永续发展格局。
    四是开放包容,着力推动“走出去”,扩大对外开放。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今天,企业所得税改革与构建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大格局的要求相比,促进开放的水平依然不够高,主要表现有:引资有余、引智不足;服务贸易较为滞后;以沿海开放为主,对内陆和延边地区关注不够。尤其是在“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抬头的国际背景下,企业所得税争取全球经济治理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的力度还不够。因此,企业所得税改革要坚持内外联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挥企业所得税与国际税收治理联系紧密的优势,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五是实现共享,提升社会公平正义水平。全体人民享受发展的一切最终成果,本质是一个公平正义的问题,这要求企业所得税改革从共建共享、全面共享、共富共享三个层面发力,提升全体人民的获得感。
    (三)从整体观认识企业所得税改革
    整体观下的企业所得税改革可以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发力:
    一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形成合力。《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十年多来,已形成扶持小微、激励创新、区域优惠、节能环保四大类优惠政策导向,加之农产品初加工优惠政策,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优惠政策体系。实际上,许多优惠政策的执行效果有待进行评估,以打造更加协同高效的优惠政策体系。
    二是税种协同形成合力。无论是企业所得税改革,还是个人所得税改革、增值税改革,等等,均应围绕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的发挥,增强税种之间的协调配合,使得包括企业所得税在内的各税种作用充分发挥。
    三是税收政策与其他政策相互配合形成合力。包括企业所得税政策在内的税收政策应与财政政策、科技政策、产业政策等充分协同配合,从而使得税收职能全面有效显现出来。此外,还应当保持企业所得税的收入和税式支出结构合理,在保持合理增速的前提下,精心设计企业所得税优惠,加大优惠力度。面对世界减税浪潮的冲击以及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当前应以落实现行已出台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为主,稳定就业、投资、外贸,积极促进消费,同时针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形势,做好相应的政策储备,审慎研究更大力度的一揽子应对措施。
    三、新时代推进企业所得税改革的实践路径
    在推进企业所得税改革的具体路径上,应立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实际,从人民观、风险观、整体观出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新发展理念引领,统筹谋划、整体推进企业所得税改革。
    (一) 增强企业所得税政策的确定性,明确“放管服”边界,积极保障和改善民生
    一是确保收入合理增长。近年来,企业所得税的增幅基本在10% 上下浮动,增幅与经济增长保持了较高的一致性和关联度。因此,企业所得税在完成收入预算目标的同时,还应更多发挥调控职能,在简政减税降负上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当然,仍应科学估计今后一段时期的收入形势,充分考虑减收因素,同时堵塞制度漏洞,不断修订完善相关政策规定。
    二是加大企业所得税保障民生的力度,特别是强化其在扶贫攻坚战中的作为。充分发挥企业所得税在交通、生态等脱贫关键领域中的重要作用;调整区域性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有效扶持贫困地区脱贫致富;针对医疗、养老、教育等具有较强民生属性的行业,在一定期限内出台专门的优惠政策,降低全体人民特别是贫困群体获取此类民生类产品的成本。
    三是深化“放管服”改革。一方面,将能放的放到位,落实好税前扣除凭证管理、优惠资料留存备查等政策,尽可能减轻纳税人负担,打造更加优质的营商环境;另一方面,优化后续管理,充分运用信用管理理念,发挥大数据管理的优势,既能管得住,又能管得好,减少征纳双方的涉税风险。
    四是落实好各项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加大政策宣传力度,使得纳税人优惠政策“应享尽知”;明确政策口径,使得纳税人便利享受优惠,实现“应享尽享”,切实发挥减税政策的功能效应。同时,紧密跟踪国内国际形势变化,研究相应的储备政策,以便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及时、精准出台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打出政策组合拳。
    五是开展税收政策评估。针对一些政策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享受群体偏窄、政策门槛较高、政策效应偏弱甚至是负效应的情况,及时开展政策评估。对存量政策,通过评估,能优化的尽量优化,效果有限或者无效的政策应当坚决退出;对新出台的增量政策,要严把入口关,防止新出台政策好看不管用,把政策资源用在刀刃上,提升税收政策效率。
    (二) 坚持新发展理念,消除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带来的风险
    一是更大力度支持创新发展。特别要注重企业所得税对新动能的支持,优先在重大改革试验区进行此类政策的试点。针对我国在贸易战中面临的严峻形势,提前谋划企业所得税支持性政策,加大对《中国制造2025》所涉及行业的企业所得税支持力度,特别是加大对软件集成电路等“一软一硬”的支持力度。
    二是调整区域性优惠政策,使之更加符合协调发展的要求。原有区域性优惠政策容易造成国内的税收洼地,形成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因此,调整区域性优惠政策已经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如西部大开发等政策。
    三是加大对生态资源的保护力度,强化绿色发展。现行的支持节能环保的企业所得税优惠制度设计相对简单,可考虑从企业、社会等层面进行进一步优化,特别是对第三方环保企业进行支持,细化社会分工,推动“专业人做专业事”,实现环境保护市场细化、运作专业化,更好地支持绿色发展。扩大有关优惠政策的目录范围,更好地覆盖绿色发展有关产业。落实好环境信用“一票否决”机制,引导企业在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时有效履行环境保护职责。
    四是加大对服务贸易的支持力度,提升企业“走出去”的竞争力,推动产业升级;修订西部地区外商投资相关产业目录,同步研究东北地区吸引外资有关问题,通过企业所得税优惠,推动西部地区及东北地区有力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研究实施企业所得税境外抵免的“免税法”,加大对企业境外发展的支持力度。
    五是促进共享发展。在原有的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基础上,加大对教育、医疗、养老等相关行业的支持力度。深化对PPP的企业所得税支持政策研究,通过制度设计,激发社会资本参与公共事务的活力。
    (三) 从税种、部门、国内外等多个层次强化政策协调与整体配合
    一是对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体系开展政策评估。各类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应当逻辑一致、协同高效,防止政策间相互制约,影响优惠政策效果的发挥。
    二是企业所得税设计要与个人所得税、增值税等进行有效互动。比如,考虑到人口老龄化导致的人力资本成本上升风险已经严重影响到企业成本、研发创新、人力资本聚集等诸多方面,显然企业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政策设计应协同推进。再如,企业所得税与增值税也应进行政策协调,如促进就业创业政策等就面临政策协调问题。
    三是注重包括企业所得税政策在内的税收政策与财政部门、科技部门、工业信息部门出台政策的协调,发挥各专业部门在税收政策落实中的重要作用。
    四是统筹国内、国际。企业所得税作为国际税收治理的重要税种,不仅要紧密跟踪国际税改新动向,对政策进行适应性调整,维护我国税收权益,同时,还应对标国际税收有害税收竞争审议规则,提前进行规避和应对。面对个别国家的减税政策以及由此带来的减税舆论压力,应当保持定力,在用足用好现行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同时,做好各种情形下的政策储备预案,根据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及时推出精准、有力的应对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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